冬去春來，中國人民在浴血抗戰中迎來了1942年。這時全面抗日戰爭已經進入第5年，雖然形勢依然嚴峻，但是隨著抗日力量不斷增長，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已經處在勝利的前夜。

延安的3月，春寒料峭。毛澤東在給八路軍留守兵團、陜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的慰問信中，滿懷信心地寫道：“現在已經冰解河開，春天來臨，這是我們走上新的一年的開始。”他預言：“要在今后兩三年內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勝利的光明已經在望，這個日子已經不遠！”

繼上年中共中央在延安高層領導中開展整風學習和充分準備，1942年，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內大規模開展。

在抗戰緊要關頭開展全黨整風，是黨中央和毛澤東深謀遠慮的戰略之舉。全面抗戰以來，日軍不斷加緊對敵后根據地的“掃蕩”，使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受到很大損害。國民黨頑固派兩次發動反共攻勢，加緊封鎖邊區，使根據地財政經濟遇到了極大困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進入抗戰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從黨自身情況看，一方面，黨內對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還沒來得及從思想上徹底清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殘余還嚴重束縛著廣大黨員的思想。另一方面，抗戰以來黨的隊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全國僅有黨員4萬人左右。短短幾年之后，到1942年初，全國已有黨員80萬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達50萬人。但是，快速的發展也帶來了不少問題：黨員隊伍大部分是抗日救亡高潮時投身革命的，新黨員、新干部在全黨占90％。他們大多沒有經過革命斗爭的嚴峻考驗，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還缺乏深入理解，黨員干部的政治素質和理論水平亟待提高。

指導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偉大社會革命，必須要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黨內外形勢任務的變化發展，迫切需要通過開展整風運動，使全黨接受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思想啟蒙，從而推動全黨的團結和統一，使黨成為領導抗日戰爭和偉大社會革命的堅強核心。毛澤東對整風寄予了厚望，他希望通過整風，“把馬列主義搞通，把主觀主義反倒”，“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這是全國性的”。這段話深入透徹地闡明了整風的重大意義。

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他剖析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對它們的表現作了具體分析，闡明了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明確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并列舉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把文風提到了黨風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

毛澤東這兩個報告，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由準備時期轉入普遍整風時期，由少數高級干部的學習發展到延安各級領導機關的干部和黨員的學習。

4月3日，中央宣傳部作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負責領導整風學習。延安各單位、各系統包括中央機關和陜甘寧邊區等都成立了學習委員會，有1萬多名干部參加整風學習。

在整風過程中，學習氛圍十分濃厚。那時候，在前方沒有好的學習條件。毛澤東提倡，抓緊在延安這個和平環境學習。各地選出來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黨校學習。一時間，同志之間無處不談整風學習，無處不談思想改造，會上會下，飯后到延河散步，星期天訪親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砥礪奮進。有的干部說：原來一直覺得自己又進步又革命，同舊世界早就決裂了。其實，舊思想、舊意識還很深，小資產階級王國在主宰一切。立場、感情、思想同工農兵格格不入，通過這次整風學習，才使自己從孤懸萬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領域進行了一場自我革命。

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開展了整風學習。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偉大自我革命的創舉。通過整風，全黨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水平，統一了認識。實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自此形成，在之后的革命斗爭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為了長期斗爭，準備勝利反攻，中共中央在1942年下大力氣實行了精兵簡政。

實行精兵簡政是民主人士李鼎銘在陜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上提出的議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納。自從黨中央提出實行精兵簡政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籌劃和進行了這項工作。但是還有若干根據地因為認識不夠，執行的力度不夠大，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待。7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精兵簡政問題，如果想不到敵后嚴重的必然趨勢就是縮小，現在不想到幾個月后適應環境的主動步驟，就會手忙腳亂，敵后變化會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動地定出辦法。擺在全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渡過敵后的困難。他還提出了精簡的比例是：在全部脫離生產的人員中，軍隊占百分之七十，黨、政、民、學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脫產人員占老百姓人數的百分之三。要按這個比例，主動地、徹底地、有計劃地執行。

9月7日，毛澤東專門給《解放日報》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深刻指出：“我們的龐大的戰爭機構，是適應過去的情況的。那時的情況容許我們如此，也應該如此。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在今后的一個時期內還可能再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地維持著龐大的機構。”為此，毛澤東借用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另一個是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此后，中共中央又陸續多次作出關于精兵簡政的決定和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及民眾團體，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指示，迅速行動起來，普遍實行了精兵簡政政策。

精兵簡政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十大政策之一。通過精兵簡政，有效克服了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達到了毛澤東要求的“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克服了根據地魚大水小的矛盾，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調動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積極性，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提高了機關的工作效率，對渡過難關，鞏固抗日根據地，堅持長期抗戰，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

1942年，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更加瘋狂。敵華北方面軍下達了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規定繼續“以剿共為主”，實行“積極的不間斷的作戰討伐”。

根據敵人的動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于2月11日至25日，連續發出反“掃蕩”作戰的指示。華北敵后軍民遵照上述指示，積極展開反“掃蕩”作戰。2月3日，日軍以1.2萬余人的兵力“掃蕩”太行區，以7000余人的兵力“掃蕩”太岳區，企圖消滅八路軍總部及一二九師領導機關。八路軍主力乘隙轉入外線，1個月作戰390余次，殲滅日偽軍3000余人。5月，敵發動第二次進攻，以2.5萬余人“掃蕩”太行北部，7000余人“掃蕩”太岳南部地區。經過38天作戰，八路軍又殲滅日偽軍3000余人。

在反“掃蕩”中，中共北方局機關和八路軍總部曾遭日軍合圍，經奮力戰斗，終于突出重圍，但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于5月25日在指揮作戰中英勇犧牲。左權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指揮員。名將殉國，全黨為之悲痛。朱德總司令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晉西北，八路軍粉碎了敵人集中900余兵力的“掃蕩”。5月14日，日軍1個大隊600余人及偽軍100余人奔襲駐興縣的晉西北黨政軍領導機關。晉西北軍區抓住該敵孤軍深入之機，在其受創后倉皇撤退之時，集中主力一部，于19日將敵圍殲于興縣、崗縣、臨縣交界處的田家會，共殲敵500余人。

在冀中根據地，5萬日偽軍進行了空前野蠻的大“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無村不戴孝，處處聞哭聲”的悲慘景象。在定縣北疃村的地道里，日軍用毒氣毒死抗日軍民800多人。冀中區軍民開展了極為艱苦的反“掃蕩”斗爭，粉碎了日本侵略軍“確保華北、先保平原”的企圖。在5月、6月兩個月中，斃傷日偽軍1萬余人。與此同時，冀東、冀南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也展開反“掃蕩”作戰。

在對敵斗爭中，抗日軍民英勇頑強，機智靈活，創造了“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等許多新的斗爭形式。后來為人們家喻戶曉的“敵后武工隊”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為了有效地打擊敵人，八路軍創造性地組織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深入敵占區。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這種斗爭方式，決定進一步推廣。華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普遍組織由軍分區或旅統一領導的，由軍隊的連排干部、優秀戰士及地方黨政干部、翻譯人員（有的地區還有日人反戰團體成員）組成的武工隊，深入敵后區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對敵斗爭。太行、太岳和冀南3個地區，至8月底止，共抽調約1400人，組成了42支武工隊。其中太行地區的武工隊，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積小勝為大勝，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僅在4月10日至18日的9天中，共進行戰斗45次，斃傷日偽軍310名，俘虜50名，摧垮偽組織“維持會”300余個，鎮壓死心事敵的漢奸400余名，隱蔽地開辟和恢復了有5萬人口的游擊根據地。組織武工隊，對挫敗日偽軍的“治安強化運動”，粉碎其“掃蕩”“蠶食”、封鎖，恢復和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在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兩次反共高潮后，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應付新的挑戰。4月17日，中央發出《關于準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要求全黨做好準備。由于共產黨的堅決斗爭，加上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采取了緩和態度，國共關系暫時趨于好轉。

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發生了積極變化。1942年1月，以中、美、英、蘇四國為首的參加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共同宣言，即《聯合國家宣言》。宣言規定：簽字國全力與軸心國作戰，保證使用全部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保證不同敵國單獨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至此，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打響，蘇聯紅軍與德軍展開了殊死交戰。經過3個月的血腥戰斗，10月9日，蘇聯紅軍突破了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業區德軍包圍線，戰場態勢發生根本逆轉。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紅軍的偉大勝利》。社論指出：斯大林格勒“這一戰，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甚至也不但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斯大林格勒一戰將停止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是帶著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系于整個世界戰爭的。”“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侖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這一形勢，將直接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

11月7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他在文章中預言：“我們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五年多了，我們的前途雖然還有艱苦，但是勝利的曙光已經看得見了。戰勝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確定的，而且是不遠的了。”

1942年，身在延安的艾青以詩人特有的敏感，感受到光明即將到來，他興奮地創作了著名詩歌《黎明的通知》，熱切地呼喚迎接美好新世界的到來，向人們傳達了中華大地即將破曉的信息：

………

詩人啊，你起來吧

而且請你告訴他們

說他們所等待的已經要來

說我已踏著露水而來

已借著最后一顆星的照引而來

我從東方來

從洶涌著波濤的海上來

我將帶光明給世界

又將帶溫暖給人類

（來自學習時報）